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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理论探讨可知，暂缓起诉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自身独立的诉讼价值，检察机关于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之外另辟蹊径，选择暂缓起诉来暂停诉讼进程，因而特别适用于未成年人对象。其原因是，暂缓起诉减少了诉讼活动对未成年人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快其改恶从善、回归社会的进程，符合《北京规则》尽量减少司法干预的原则：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应使主管当局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如果对他们定罪量刑，往往只会加重其逆反心理，增加了教育改造的难度。一言以敝之，暂缓起诉极大地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笔者建议，我国应参照日本等国家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日本的暂缓起诉适用对象之一是轻微犯罪的少年嫌疑人，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和犯罪年龄来确定是否暂缓起诉。 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只能建立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暂缓起诉制度，不宜扩大适用范围，以贯彻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二、不公开审理方式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措施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众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新闻媒介的场合，他们难以正确陈述案件事实和充分行使无罪、罪轻的辩护权。另外，未成年人来日方长，事关其前途发展之利益的隐私权、姓名权等人身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者152条第二款规定如下：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其它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不公开审理是原则，公开审理是例外。而从挽救失足少年的角度考虑，能不公开的，必须坚持不公开审理原则。然而，上述法律存在立法缺陷：第一，此规定只有年龄条件，过于笼统，司法实务中，“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应如何把握和操作？对于适用对象的主观恶性、犯罪行为性质、社会危害性等具体情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就事实上增加了该不公开却公开审理的案件数量，客观上存在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不过，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条能多少弥补此缺憾，该规定第二款指出，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第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不公开”方式的具体内容和所针对的对象。审判人员只有求之于其它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3条也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至于“不公开”所针对的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九条第二款较详细、科学：少年被告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审判工作和教育、感化少年被告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或者提供案件审理情况。
《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后者没有“在判决前”之时间限制。对此，笔者的观点是，在判决前后包括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都不得对有关未成年人的重要个人信息资料予以报道和公开，如姓名、年龄、照片、住址、学校等。所以，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应增加这方面的规定。 除了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来保护未成年被告的利益外，法律也略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相应义务。2002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规定》包含两条配套的司法解释，第5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益。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29条又规定：…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该条美中不足的是，法律事实上只赋予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而不是责任或义务，这会导致监督不力甚至落空。建议把“可以”改为“应该”，以制衡法院的审判权力。其实，其它诉讼阶段的办案人员也有义务做好相关工作。“北京规则”第8．1指出，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2（b）（七）也指出，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应得到充分尊重。故公安人员、检察人员当属之列，他们应配合法院做好不公开审理工作。
三、强制辩护的不可或缺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第三十四条是对未成年人辩护权的专门规定，即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第三十九条和《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事实上利弊并存：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是一条授权性法律规范，表面上看，未成年人享有充分的辩护权，并且可以任意处置之，实际上，未成年人由于年幼，其自行辩护能力和表达能力受到较大的限制；同时，他们缺乏应有的法律常识，无法正确、充分地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由律师或其它成年辩护人承担辩护工作，可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免受非法侵犯。
为保证未成年人的辩护权，一方面法院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告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他人为其辩护。实践中，有些未成年被告人慑于法律的惩罚，不敢提出委托辩护人的主张，审判人员应该予以解释说明，消除其顾虑。担任未成年被告的辩护人可以是律师、近亲属、或所在住处的机关、团体。法院应监督选择负有责任心、具备辩护能力的人担任辩护人。另一方面，当未成年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或未找到合格人选的辩护人时，法院应该为他指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再，当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再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的，根据《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6条第三款，法院一般不予准许。但笔者认为法院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再辩护拒绝，法院应听取其拒绝理由的陈述，如果辩护人确实不称职或虽称职但其行为不利于未成年被告，法院应更换他人；如果辩护人尽职尽责，能有效地做好辩护工作，法院应驳回未成年被告的辩护拒绝，确保辩护人继续履行法律义务。毕竟，法院代表国家不仅有义务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且有义务保证他人辩护权的真正实现。 广义的“辩护人”包括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北京规则”第15．1也规定，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少年应有权由不得1名法律顾问代表，或在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国家申请这种法律援助。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审判阶段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而在侦查阶段却没有这项强制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这也是一条授权性规范，国家机关据此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殊不知，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能侵犯对方的合法权利。尤其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他们在辩护能力、理解力、意志力等方面与成年人有较大差距。对于侦诉人员的诱供、套供、骗供甚至逼供，他们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证，故监督是很有必要的。侦诉机关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有律师在场。像审判阶段的强制辩护一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时，首先有权自己委托律师，如果他们没有委托律师，侦诉机关也应为其指定提供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另外，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以及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时，法律应明文赋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无罪申诉、抵消适用强制措施效力的自行辩护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起始时间是从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日。该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此，笔者认为应结合上文提到的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来考虑问题，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经济等原因未委托辩护人时，检察机关也应该为其指定辩护律师。律师通过无罪、罪轻的辩护，把不应交付法庭正式审判的案件从审查起诉阶段过滤出来，有效地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合理地行使起诉裁量自由权。换句话说，此阶段的强制辩护也是有必要的。 概言之，强制辩护能更好地、最大限度地防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受到司法机关的不当追诉。“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要解决在追诉犯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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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易程序的选择适用
简易程序具有方便、快速等特点，主要适用那些轻微的公诉案件和部分自诉案件。简易程序经检察院建议、同意并由人民法院决定，被告人没有选择权和决定权。未成年人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呢？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特别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从适用法律角度说，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未成年人案件，人民法院就可以裁量适用简易程序。国外如英国，依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审判通常必须采取简易审判程序。 国内有不少积极赞成者，他们认为普通程序操作严谨，气氛紧张、严肃，易增加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留下心理阴影，另外，法庭上抗辩式语言激烈、逼人，专业性强，不适合未成年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习惯。相反，也有论者对简易程序持反对或怀疑态度：对于未成年被告这样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尚不健全的人来说，本来就不具备保护自己和有效行使诉权的能力，若再适用简易程序对其审理，使其放弃或被限制诉权的行使，极易造成对未成年被告权益保护的不力。
简易程序是一把双刃剑，其从简从快程序缩短了审判期限，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也可能导致案件事实无法得到彻底地查明，证据得不到充分地认证、质证，被告人也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仅限于目前法律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其它案件不宜适用；第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情、证据没有异议，否则，按普通程序审理；第三，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应该得到相关人员的同意。一般而言，未成年人欠缺重大利益事项的判断能力和决定能力，包括权衡选择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利害关系。因此，简易程序有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
学者们已道明了这点：由于简易程序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诸程序简化掉，简易程序不尽对被告人有利，因此，在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须征得被告人本人的同意； 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也指出，简易程序的举行应当取得被告人的明确同意，并给予选择简易审判的有罪被告人的法律明确规定的减刑幅度。 但笔者以为，司法机关在同意、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前，不仅要征得未成年被告本人的同意，更须征得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和辩护人的明确同意，因为后者作为成年人更能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是否选择简易程序；同时，司法人员还应向他们说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以尊重其真实意愿。 简易程序不仅是为了提高法院审判的诉讼效率，更重要的是为了减轻未成年人的诉讼负担，减少诉讼的负面影响。总而言之，简易程序的选择应该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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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圣 徐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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